相较日本，中国为何从未形成茶人标准，由两种民族性格、文明长短、茶作为中性介质参入统治后产生的被动与主动、文化心理与社会结构等综合因素决定。
标准，可在一定周期内聚集能量，激发效率，快速转化价值，但长期而言，难免固定僵化、流于形式。
经史前、战国至秦汉的制茶技术酝酿，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茶开始向文化精神递变。西晋杜育的《荈赋》作为魏晋最全面的茶史文献，涉及茶树生长环境、采摘、泽水、茶器、茶汤、功效，从内容结构而言，后人陆羽《茶经》所反映的茶文化体系之雏形，已在晋代形成，比日本东山时代早一千年。
茶自药用起源，到魏晋成为普及中原的嗜好性饮品，自然与当时社会形态、经济发展相关，魏晋作为以道家玄学为支撑的贵族统治社会，无形中令中国茶文化在初始阶段被植入深刻的道家文化基因。
道家以阴阳瞬息变换为背景，肯定变化的永恒性，直视人的局限，同时将人的存在置于自然之中，继而消解主体与客体之矛盾。这种宇宙观迫使人丢弃具象，认清人的能动性本质乏力虚妄。
因而，过程远高于结论，道法自然，唯有在道的过程中，“法”的正确性才有生命。这也让中国有饮茶的方法，但否定“象”，并不以绝对规范。
其中开放与无序，又使中国人成为极擅做加法的民族，聪明的中国人非常会利用、处理过度丰富的信息，集体达成对某些问题的避而不谈，以求在混沌世界得利益和生存。这是文化的一体两面，与真实生活的对接涌现。
魏晋时期，中国茶史首批著名茶人逐步登场，其身份由权贵和文人士大夫构成。左思、杜育等皆属“贾谧二十四友”文人集团，一面是垄断西晋文坛的“泰斗式”人物，另一面，以文学为凭借攀附权贵，获取政治资源。
这与魏晋政权本质关系紧密，作为司马皇权与士族门阀联合共治的政治形态，“门第”是进入政治中枢的入场劵，面对森严而单一的阶级体系，依附士族权贵成为普遍的晋升手段。
文人士大夫阶层对茶的崇尚，是对权贵意志的呼应，随“魏晋风流”独特的文化力量，文人参与饮茶，使茶自形式到内容得以全面锤炼，迅速完成由精英向大众的普及。
谢安、王濛、桓温、刘琨、陆纳等人，作为血统纯正的高门望族，他们的饮茶与文人士大夫阶层有截然不同的阶层属性及社会作用。以桓温为例，中国茶“俭”的精神由其在魏晋首创，背景是“竹林七贤”释放的文化影响力，导致社会酗酒风气愈演愈烈，发展到权贵阶层开始纷纷效仿，并以酗酒废职、斗奢为荣时，作为统治者的敏锐，其深感危机。
故以茶为工具，对抗酒之放纵、奢华，将“自我约束”和“节俭”的观念赋予茶，重塑社会价值导向，整顿社会风气，加固权力统治。
日本东山时代的室町幕府是以武力刚刚获取统治的武士集团，在缺失文化积淀，无法有效的转化文化价值为统治所用时，只能借他山之力经模仿而快速建立自身。茶，是日本武士阶层转向文治的需要及得当载体，但与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周朝，就已形成典章制度与文化规模的中国相比，基础羸弱。
中国魏晋时期，政治家直接参与、引导茶的文化走向，为其体制的优化、变革服务，依附与其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积极表率推进，是整个社会结构之间疏通咬合，政治固化的体现。因文明长短、社会形态发展程度的巨大悬殊，导致茶作为中性介质，涉入阶层后产生的主动与被动、直接与间接不同，对茶人身份的界定自然迥异。
回到时代与茶的关系，核心是人的斗争，为定义存在，即统治与被统治的合理性而构架。今天，经济力量与物质利益正在深刻决定世界进程，人类又似乎只适于按照自己平庸的模式来铸造世界。
虚拟化、物化、外化对人性的扭曲异化，是人类面临的全新问题，在此节点上，过去已失去力量，新的拐点又尚未降临，文化服务统治的方式已无法应对剧烈压缩的外部环境，逐渐退出人类历史，一旦不再成为统治必须，作为依托的宗教系统、审美系统、道德系统也将不可逆的走向没落，不再被需要。
失去根基的时代，茶只能沦为商品、形式，再多精美器物、再多人力付出、再多人声鼎沸，也只能是繁华躁动且妖气弥漫，无法与社会结构之间产生有机联系，无法引进精神的觉悟，真善的力量，无法注入灵魂，也便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化。
茶的发展始终在特定时空局限内沉淀完成，作为带有强烈地域属性的文化，在面对全球化引发的多套语系、多种标准、多重价值复杂嬗变时，其单一性无可避免的遭受到全方位的挑战。时代失去严肃性的同时牺牲了秩序与方向，一切都不再必须具备意义支撑，个体力量被严重削弱，茶人如历史上以一己之力创造体系的可能甚微。
全球化的落幕与疫情，加速世界范围内矛盾的尖锐性，时代正面临更迅猛、彻底的裂变，漫长的困惑与休止于未来并存，是否将产生颠覆世界结构性的变革，成为茶之未来注脚。
困境正焦虑的敲门催促，不知是否还会有觉悟者，如《维摩诘经》中所描述，敞开胸怀，接纳文殊菩萨和八万四千佛弟子于芥子之中。
来源：蘧庐停云尚茶
